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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走过30年首次新闻发布会

发布时间:2019-07-14 03:22:40 编辑:笔名

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走过30年 首次发布会禁提问

12日,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新年招待会现场,一张黑白老照片把人们记忆带回到31年前--时任外交部司司长钱其琛身着中山装,周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中外。他拿着讲稿,表情庄重,李肇星在一旁担任翻译。

这是外交部首场发布会,从此开启了30年发言人制度不断前行的进程。

1983年3月起,27位发言人先后站在中外媒体聚光灯下,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,讲述中国故事,展现中国智慧。

次发布会:站着,不许提问

没有座位、没有提问、只有三句话--李肇星对外交部首场发布会记忆犹新。

改革开放之初,外交部司已有建立发言人制度的设想,但为其“催生”的却是一个偶发事件。

1982年3月,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,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。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。

这便出现篇首照片上的一幕--

外交部东四旧址主楼门厅前,钱其琛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说:“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。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。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,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。”

三句表态谨慎而含蓄,但内含中国对苏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折的信息,让世界舆论为之震惊。声明念完,没有提问,发布会结束,“中国的发言人”首次进入媒体视野。

“那时,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发布会制度。我仍在司司长的任上,正在考虑设立发言人,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。”钱其琛在《外交十记》里回忆。

1983年3月1日,外交部率先在国务院各部委建立发言人制度。时任外交部司司长齐怀远,在国际俱乐部举行次例行会,从此外交部例行会成为惯例。

不用站着,可以坐下来了。开始向世界说话的中国,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。

“那天在容纳近百人的国际俱乐部大厅内,座无虚席。中外各占一半,长枪短炮架了一排。用小型录音机采访,比稍大,在我面前的桌上摆了半桌子。”齐怀远说,“我至今认为完成了一件光荣而重要的任务。”

30年制度“升级”:见证中国改革进程

一个平静的周末,北京,一家超市里,一人穿着裤衩、汲着凉鞋正在购物。突然铃响,一个国外来电问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反应。他不疾不徐开始作答:“中方坚决反对……”一番表态,义正词严,让身旁顾客不明就里、指指点点,以为碰到了“神经病”。事实上,这是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作严肃表态。

外交部司参赞邹建华在《外交部发言人揭秘》一书记录了这一细节。

1983年3月,发言人制度刚刚实行,一周只举行一次发布会,但不接受提问。9月份开始,每月周会有现场答问。1988年开始,可以在每次会上提问。1997年取消对提问次数和会时间的限制,可以和发言人“舌战”到底。2000年,司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,方便24小时和发言人办公室联系。

从例行会的频率看,从建立之初的每周一次,到每周两次,再到2011年9月每个工作日都举行会。中国外交部成为继美国国务院后,世界上第二个每个工作日都举行会的政府部门,被外媒视作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回顾这一历程,清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用三个“接轨”来评价:与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接轨,与中国建立大国形象和大国自信的历史进程接轨,与中国的信息公开、政治文明进程接轨。

外交部日益频繁的会决定了外交部发言人成为高曝光率的热门人物。但发言人不是明星,更不是“一个人在战斗”,身后有个十多人的助手团队,他们全天候跟踪形势、分析舆情,帮助设想问题,准备口径。这个团队后面还有全外交部甚至其他部委做后盾。

“每天一到下午三点(例行会开始),大家都绷紧了神经。”该团队一名工作人员描述道。

除例行会,遇重大、突发事件发生,外交部还举行专场会。中国领导人出访时,中国代表团设立的中方中心也会“如影随形”。

外交部发言人、司司长秦刚说,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完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进程,契合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演变轨迹,契合了中外相互了解的需求,也是这一制度持续发展的源动力。

发言人制度在中国日趋完善

外交部发言人制度,开国家部委发言人制度之先河。此后,中央提出建立全国发言人制度。国家统计局、外经贸部、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。

2003年,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成为中国发言人制度快速发展和完善的助推器。

当年2月11日,广州。一场特殊时期的发布会通过卫星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,牵动所有人的神经--

当时正值非典疫情肆虐,没有权威消息,各种“怪病”谣言扩散,羊城陷入恐慌。街头四处可见白醋、板蓝根的抢购狂潮。

这场发布会上,广州市卫生局负责人首次确认了非典病情,并向中外公布了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。这是全国首场非典疫情发布会。此后,卫生部连续举行67场发布会,是举办发布会密集的时期。

非典让政府深刻意识到建立发布制度的重要性,这一年被称为中国“发言人之年”。

“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比较成熟,对中国发言人制度的普及和推广有示范效应和先行作用。”周庆安说。2003年以前,外交部发言人回答的问题除外交之外还常涉及国内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等各方面。随中国政府各部门发言人逐渐机制化,这一现象正逐渐改变。

近年来,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完善,几乎所有政府机构,包括对于外界颇为神秘的国防部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,地方政府发言人机制也不断完善,国有企业、行业协会发言人制度建设正在推进中。

从对外到对内,从中央到地方,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导,发言人队伍不断壮大,在政府与媒体和公众之间搭起沟通和交流的“桥梁”。

“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演变,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,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。”周庆安说。(谭晶晶、梁淋淋、张鹏雄)

原标题: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走过30年首次发布会禁提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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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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